我一直在想，我的学费都到哪里去了。我每年交6000的注册费【德国大学的注册费最贵不过4500人民币啊，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呀！】大概还要交4000左右的学分钱，那就是一万。浙大两万本科生，那就是两亿！哇，两亿……浙大不像我的中学，要还校区建设贷款；也不是私立学校，要付老师工资。那么每年两亿去了哪儿呢？我是一个使用资源少之又少的文科生，看几本书几本报纸就满足了，但是学校的图书馆文科书籍永远处在普罗大众众生乐乐的水平。纵有一千本“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”【在此让我再次鄙视下推荐此书浙大人都知道的那谁】有什么用，找不出一本好些的辞典找不出一本严肃的文学理论！有时候想想也不能怪大学生写论文网上乱抄，大学图书馆和浙图周末的旧书市场没啥区别——阿不，浙大的书品相更差。

所以，看着这天真的德国某高校校报记者写的文章，我在心里冷笑。一个付学费的学生当然可以要求很多，而这一切要求和是否收取学费无关。学习的机会是一个公民的权利，写在德国基本法里，同样写在我国宪法之中。而2002年德国几个大学和几个大学生联盟，纷纷将对方告上联邦宪法法庭。最后，最高法院决定：各联邦州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——收取学费，此举并不违宪。于是一锤定音，不收学费的几个州仍然在讨论，要怎样维护人人受教育的权利，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，不能因为经济实力而无法担负起高等教育。就算柏林财政黑洞巨大，但是仍然有各联邦州的人涌向柏林，读着它不要钱的大学。而他们毕业之后，又回家乡或去国外。柏林的财政自然难以平衡。但是大学——仍然维护着自己的ideal,买最好的食物招待外国学生，发给每个人110欧的greeting money,组织亏本的excusion，等等。我很喜欢德国表示教育的一个词，"Bildung",这不是eucation那样的传授，而是在老师的辅助下的一种creation,formation。中国的教育权赋予的，是一种在学校里接受“知识”的权利，但是这里的教育权，赋予的是一个让你成长的空间，一个得到见识的机会。

“一个要付学费的学生和一个毫不费力得到教育的学生，更具有批评性。他会检查，他得到的教育，与别的大学做出比较，然后要求更多的东西。”这句话看完后，我骤然心痛了一记。这种天真，是他们对于“人”的一种固定的想法，和我们不同的一种定式。去批评、去检查、去比较，为自己的权利呼喊，是一种自觉的行为。不需要教学不需要组织，当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，人们自然会组织起来，去做出这些行动。

放在冰冷地窖里的宝物，遇见了阳光。蒸腾着水汽。
我看到这个匣子的时候格外激动，不知道为啥。

我不懂外国人对餐具和瓷器的热情。
茜茜公主放餐具就有好几个房间，但这些刀刀叉叉是当嫁妆的吧？
有这么一个匣子的人家，也是很小康的。

我要作声。
还有三个月就要开始晨跑了——想到回国，2008年紫金港冬天人头攒动的晨跑之路就一次次心里过电影。想当年辉煌一时的国立浙江大学，如今沦落成庞大建筑群中走失的躯体。偶尔上学校的论坛，看到“晨跑和谐团”还是在不懈地行动着，青年们常常将晨跑与民主的历史，国家的体制联系在一起。我以为没有这个必要，这种崇高美学式的审题方式，本来就是我们教育的恶果之一。尽管我很想爸爸妈妈很想朋友们，但是一想到要回到监牢式的浙大，就难过极了。
对于晨跑，我考虑的是，学校的领导是怎么想的？
他们能够提出晨跑这个动议，这表现了对本身所拥有权利的一种“意识”。而这种意识，一旦被表达出来，是会得到贯彻的。大学校长的权力有多大呢？很大。浙大的晨跑至少表明了一件事，学校的权力几乎是无边界的。一个国外的校长会这么想么？一定不会。这个念头甚至不会出现——学生的生活是他们的份外事。大学校长的权力是有界限的，体育不及格的人难道就不能得到学士学位了么？明眼人都看出来，这是对群体的一种歧视，对某种在健康上unprivileged的人群的歧视。大学校长的权力，和所有权力一样——应该是有边界的。就像上司不会去管下属的健康状况，单位也不组织做早操。健康是自己负责的事情——如果不好好运动，体重暴增得了重病；保险公司会提高保费，员工（学生）自己吃亏。所以，保持健康是一生的事，也是一种自觉。学校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还是不自觉地滥用了学生交给它的权力。
教育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，孟德斯鸠曾说过“专制教育所追求的是降低人民的心智”，我倒不觉得有“降低心智”那么严重，但是教育权力被滥用倒是中国的传统——从五四到今日，发展下来就是一部幼童化的历史。五四时的学生可以上街打军阀，今日的大学生不知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，就算打游戏至两点，也要六点爬起来跑步。在这种意义上，学生是没有自律能力的，必须有人来安排他的作息，因为对于一个20岁大学生的假设中——他不知道要几点起床几点睡觉，不知道要好好运动保护自己，没有了学校的管理，他就管不住自己。保姆式的教育，家长式的管理——从小学时被中队长罚周末扫地，被大队长否决三好学生；中学时老师定夺的保送机会，高中时的各种评奖评优；大学时没见过几次的班主任决定学生能否保研；女研究生被导师潜规则，博士生靠和学术杂志编辑的关系决定能否得到学位，讲师靠与系主任的关系决定升职，系主任买论文库来提高政绩、讨好院长。林林总总，不绝于耳。
一日为师终身为父，这句话大概可以被用来概括传承千年的教育精神。如今师长不再传道，授业的质量也大不如前，精神倒还是在的。
我一直是教育里的优势群体，逃过高考之前一路丰顺，那种用权力报复同学，否决三好学生都是我干过的事情。
我们为什么晨跑呢？因为恐惧。 只有“恐惧”，才能趋势那么多人去做一件所有人都厌恶的事情。 因为浙大是全能的，他可以操纵我们，可以在档案里写一笔，可以不让你毕业——就算你侥幸全身而退，浙大也掌握了你四年的“过去”
而我们作为一个人，有什么可以证明自己的humanity和存在呢？不就是一个过去么？没了过去，你还成为人么？
那么，能操纵你的过去的人，就是能操纵你作为human being的人吧。

在一个夏天的午后，天是故乡的灰蓝。窗口的树在晃着，风里面嗅得到雨的味道，尘土安静落地的声音，好像也可以听到。

我望一望窗外的天，背起书包去上学。

这个空气的味道，就是故乡。我记得十多年前搬进新家后的某日，我和妈妈坐在地板上，看着崭新的家，窗外梅雨抵达，我在期末后的幸福里徜徉这。我始终记得那一天，新地板反射着奇异的光，家具散发着新鲜的木头味。玉兰花透着窗户渗进香味，梅雨还在滴答，杨梅汁染了我可爱的米奇背带裙，幼时的我坐在地板上翻着照片，看着婴儿时的我的照片。

梅雨季过后，地板有几处发霉，我也再记得，这样和妈妈坐在地板上打发时光的日子。

我在暑假住家的日子里练毛笔字，空气那么潮，写完字很久都不干。那本颜勤礼碑写道墨迹斑斑的时候，我也不会因为写字而弄得满手是墨。我的过去就融化在墨迹里，水墨或者是不再通行的字，如果那每一个字都有意义，如果每个意义都是种可能，如果每种可能都成为可能。

一周前去了一个小岛，我们在乡村的公路上排着队骑行，风吹到腿上仍然是凉的，有阳光的时候觉得格外温暖，和我们并行的是友善的德国司机，在路口微笑，让二轮族通过。我们在乡村小客栈停下喝一碗热汤，又骑回海边。第二天，在乡村车展遇见了大片油菜花，金灿灿的。有些令人心悸的大片明黄色，像甜玉米饱足的黄，像米勒拾穗者的黄，像柏林的地铁在隧道里穿行时倔强的黄色。我是在这样的田野边生活过的，打开门就是春天的一个房子里。十年前搬进的那个家，搬家之前的那个房子，或售出或推倒。待我回去的时候，仍然是二十岁，却是少小离家老大还的悲情，还好，乡音无改。青山绿水，应该也无改吧。

我在心里说，country road, take me home.

我从地铁站出来，闷热的下午下了一场雨。人们在各种的屋檐下躲雨，我撑起伞，走去教室。你们不知道，五月末可是雨季。